新西兰反腐，“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就是在一些小事上也很较真儿。

　　2010年2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西兰一名内阁部长用公用的信用卡买了两瓶红酒而卷入挪用公款风波。房屋部长希特利被媒体披露将两瓶红酒的开销，谎报为与太太参加执政党国家党会议的餐费，希特利公开道歉并偿还约1000新西兰元后宣布辞职。

　　这起腐败案最初是由新西兰审计署的一名审计员发现的。审计员在对希特利的报销账单审计时发现了问题，并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向审计长作了汇报”，审计长也“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如果这是公款私用，将是一起十分严重的腐败事件”，立即立案调查，并迅速报告给了议会。

　　时任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发表讲话说：“在现阶段，我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特利先生不诚实。不过，为了确保公款的使用恰当，由审计长亲自调查此事件是很重要的。”紧接着，这起“天大的腐败案”导致多地民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希特利被迫黯然下台，并被起诉。由此可见，媒体监督、民主法治、透明公开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在新西兰政治生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凡事都怕较真儿，一较真儿，那些经过精心伪造的虚假交易就会在多重关口刨根问底儿式的查对与质询中，都会因为露出自己的马脚而过不了关。两瓶红酒，应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喜爱较真儿的新西兰人就是把“一名政绩突出的政府部长大人”拉下马来。在凡事都要较真儿的新西兰媒体面前，希特利不落马就很难了。

　　正是因为有了新西兰政府的透明公开，社会监督才不流于形式，凡事都晒在阳光下。新西兰媒体的更多职能是监督。该国媒体自成体系，往往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与政府“对着干”。新西兰媒体中专门有人研究政府的信息，就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据报道，常常有专职记者整天盯着政府，一旦发现问题，就穷追不舍。媒体就这样通过曝光政府及其官员的负面新闻，达到制约公权力的目的。因此，政府官员对舆论都非常在意，每天早上必先浏览当天报纸的头版，因为头版的内容基本是揭露问题的批评性报道；如果官员上了头版，那就“情况不妙”，一般情况下只能乖乖申请辞职。

　　新西兰首位华人内阁部长、新西兰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和妇女事务部部长黄徐毓芳，2010年12月因涉嫌使用公款报销其丈夫海外不到300新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的旅行费用而主动辞去内阁部长职务。

　　这桩轰动全新西兰的贪腐丑闻，是反对党的国会议员揭发的。工党议员PeteHodgson在国会披露黄作为见证人以部长身份签署一份商业协议，接着又爆出黄曾经与丈夫利用国会差旅费补贴进行一次涉及私人商业活动的旅行。

　　在新西兰，只要涉嫌利益冲突，下台是没商量的事。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强调“敬业、廉洁和政治中立”三大原则，把促进团结和与不正之风作斗争列为公务员的道德规范。同时，《公务员行为准则》设有“避免利益冲突或影响廉政”的条款。根据规定，任职多年的国会议员和配偶出国旅游度假时，可获得数额不等的政府补助，但旅行期间不得进行经营活动。作为14年的老资格议员，黄徐毓芳享有这一待遇，然而，她和丈夫从事了经营活动并签下一笔订单，这就触犯了避免利益冲突原则。于是，黄徐毓芳在丑闻曝光后的唯一选择就是辞职。时任总理约翰凯伊在深表遗憾之际，也认为这是一项适当的举措。

　　这些看似很难查证的猫腻都是来自信息公开。新西兰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公署首席专员约翰贝尔格雷佛在谈到产生腐败的根源时，概括了一个公式：C=M+（DA），即Corruption（腐败）=Monopoly（垄断）+[Discretion（暗箱操作）-Accountability（公众参与）]。在拥有“政治洁癖”的新西兰，《官方信息法》规定，在不危害国家利益前提下，任何在新西兰生活的个人或团体均有权获得政府的相关文件，政府官员的活动应事无巨细地呈现在公众的面前，接受公众及其媒体的监督。这就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新西兰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新西兰议会每3个月就会通过网站公布一次国会议员的开支情况，议员的生活有很高的透明度，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被对立党派、媒体、社会公众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和研判。

　　与此同时，新西兰人崇尚平等，官员没有特权，只要找个小小的理由，几乎谁都可以与总理通话，甚至约见总理；至于部长、市长，则随时可以相约或直接见面。政府规定，公务人员有义务接受公众的约谈，有责任向公众解答和说明公众询问的事情。由于民众与官员的联系渠道非常畅通，双方都能及时了解彼此的情况，这就有助于政府廉洁高效运行。

　　其实，新西兰能够将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并不神秘。只要构建起坚固、严密的制度笼子，并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一方净土”是确实能够打造的。新西兰这个国家也正是从“限制权力并确保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同时，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事无巨细，实施广泛而严密的监督”出发，来遏制腐败，从而构建纯净、优良、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的。（转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