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通常认为新加坡公务员总体保持清正廉洁有两大原因，一是对公务员有极其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二是“高薪养廉”。前者是事实，但“高薪养廉”则有待探讨。

　　新加坡公务员“高薪”的范围很小，只有总统、总理、部长、副部长等极少数高级公务员享受极高的薪水。高薪目的是吸引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但不大可能以此“养廉”，因为人的欲望一旦被勾起，就会越来越无止境。新加坡主要还是依靠廉洁文化氛围、严格可行的管理、严厉有效的监督等综合机制。

　　新加坡普通公务员收入的大致参照是企业同级人员收入的2/3。2010年有媒体称新加坡公务员收入不如筑路打桩工，对此，新加坡几位资深公务员认为，因为工作性质、社会地位、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和压力都非常不同，即使普通公务员的收入真不如筑路打桩工，不少人还是愿意当公务员。

　　严格的法律的确是反腐利器，但并不万能。古语说：“国将亡，必多制”，“奸人巧法以免诛”。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是道德，如果社会道德沦丧，国家面临危机，就不得不通过外在的硬性法律规章约束人们。但法律只能约束住良人，奸人总会找到空子钻。所以新加坡在强调法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道德培养，增加社会的正能量。

　　稳定不仅需要道德和法律，让民众“安居乐业”的经济也是重要支柱。新加坡贫富差距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小，甚至可以说比较大，有一段时间已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线，但很少影响到社会稳定。社会是复杂的，不会因某个单独因素就产生不安。如果社会主体居者有其屋，作者有其业，医疗有保障，教育少压力，即使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大致也不会影响到总体稳定。

　　新加坡低收入人群不小，但大多也能以较合理的价格购买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大致能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闲暇时也可在公园、海滩野餐烧烤。有安居之地，不用惶惶不可终日，能大大缓解压力，化解对社会的怨气。这是社会心理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如果改变不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面的压力和物价会持续上涨的心理暗示，花再多的精力维稳、反腐缓解不了这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和不安因素，最终导致政治上出问题。

　　新加坡的经验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并常常借鉴。我们自己在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好做法，但没有坚持下来。然而不经历，就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转载：监察部网站）